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天。
在这三天的时间里，“赫利俄斯”又加入了三百来名新入伍的学生，虽然托洛茨基并没有强制要求这群学生为他做什么，但是这群学生还是在看过手中的小册子后尊敬的将其称为：“赤色雅各宾”。虽然托洛茨基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号，但是学生们既然这么叫了，他也拿学生们没有办法。
他在给在伦敦的妻子娜塔莉亚信中这么写到：
【…亲爱的娜塔莉亚，请原谅我不得不做出一些策略性的妥协——但请相信，这绝非是对资产阶级的屈服，而是为了在远东这片复杂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。
此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：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，竟是由封建势力与工人短暂结盟推动的，仿佛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脆弱联合。这种畸形的联盟注定会破裂，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
学生们——那些热情的年轻人——不知为何开始称呼我为“赤色雅各宾”。我告诉他们，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在于他未能超越小资产阶级的局限，而我们的使命，是要让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世界，而非仅仅一个国家……
明国的镇国公府的小公子向我提供了资助。他们甚至提议通过英国大使馆为你安排一份工作。这是个危险的诱惑，娜塔莉亚，但我必须承认，在经历了1902年的流亡后，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承受那样的风险……
1907年3月23日 列夫·达维多维奇】
托洛茨基放下笔，指节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。窗外的暮色像极了伦敦的雾——就像1902年他逃离西伯利亚到达伦敦时那样，每一次妥协都像在良心上划下一刀。
“伊里奇会怎么评价我？”这个念头突然刺痛了他。《火星报》上必然会出现尖锐的批判，指责他“与封建势力勾结”。但更令他恐惧的是，他自己也无法确定：这究竟是一次必要的迂回，还是对原则的背叛？
他站起身，目光扫过书桌——郑清璿交给他的“外交辞令”信封上盖着青龙纹章，旁边是一份用红铅笔圈画过的《明国陆军改革草案》。那个年轻的贵族小公子曾低声对他说：“您想要的革命，和我们想要的变革，未必不能在同一条路上。”
抽屉里的金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