莱曼坐在防空洞的角落，手里拿着日记本，一边聆听着他们的闲聊，一边从中筛选着重要信息。
尽管只是写无用的内容，但在日记本那头24小时在线的协会成员的加持下，莱曼可以不需要从中筛查哪些是有用的，哪些是没用的，只管一股脑的往日记本里写就行了。
她用的依旧是那支钢笔，在几个月的相处中，她已经注意到了这支钢笔有着与日记本一样的神奇之处。
就像是被篡改了般，又或者像日记本那样无法解释，仿佛永远也用不完。
正想着，那些士兵就围过来，拉着她加入了聊天的队伍，讨论的是关于战后规划的。
“这位女士，你在战争结束后有什么打算吗？”一个士兵问，脸上带着好奇和询问。
莱曼愣住了，半天回答不上来。
说实话，她从未想过在战争结束后自己该干什么，或许是找了个地方工作？又或者是流浪街头？
她没把自己的命运想多好，因为如果没有怀里的那个黑色皮革日记本的话，可能就如阿尔文所说，在1916年2月22日早上6时42分，被拐角的法军一刀捅进心脏。
她当时为什么谎报年龄参军呢？无非就是因为一个原因——她是孤儿，从小在修道院长大，到现在她都还记得修道院里的一位五十多岁的修士跟她说过的话，他希望莱曼成为一个修女。
但是，莱曼不想啊。她当时算得上是最“冥顽不灵”的一个孩子，对于那些宗教书籍，她背的进去，但却读不进去，在那里待了好些年都只学会两件事——写字和阅读。
她对《圣经》和祈祷词最大的运用，就是用来描述外面的世界，外面为天堂，里面为地狱，脱离修道院就等于来到了天堂，来到了那个没有痛苦、悲伤、死亡和眼泪的地方。
等到11岁生日后的一个星期，莱曼离开了修道院，想着找到一份工作填饱肚子，但最后还是靠别人的收养。
这一次收养她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太太，叫贝拉拉·波普夫，对待其他租客都板着一张脸，但对待自己却十分温柔，好像她真的是自己的亲人似的。
她和贝拉拉住在一起，这位慈祥的房东太太，自始至终都未收过她哪怕一分钱的租金。在那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