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国时代，新兴的封建制度逐渐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度，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。
冶铁业进一步发展，冶铁技术不断提高，各国都有重要的冶铁业中心，如赵国的邯郸，楚国的宛（今河南南阳），韩国的棠谿（今河南西平县西北）等。
这时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，已普遍使用铁器。农业生产在耕作方法上和耕作效率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。
在水利灌溉方面，修堤防、开河渠，对农业生产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。
手工业方面，冶金业、纺织业、煮盐业、木工业、漆器业、陶器业等都有很大进步。
商业也发达起来，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，大的商业城市不下数十个。其中如齐国的临淄，在《战国策齐策》中有如下描写：
临淄之中七万户。……临淄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、击筑弹琴、斗鸡走犬、六博蹹（ta踏音）踘（ju桔音）者。临淄之途，车毂（gu古音）击，人肩摩，连袵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敦而富，志高而扬。
大城市这样繁华，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。
在当时社会经济基础上，哲学思想、法学、科学、文学、艺术等都有着突飞猛进之势，这种现象与“士”阶层的兴起有很重要的关系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社会上有了进一步的分工，有较大一部分人来从事精神生产，春秋以前，知识归官府掌握，官府里面只有少数的人管理文书。
春秋末年，逐渐产生了知识分子阶层，即所谓“士”的阶层。孔子就有弟子三千。其中有子贡那样的富商，也有像颜渊、原宪、子路等那样家境比较贫寒的人。
战国时代“士”的阶层越发庞大，各国统治者纷纷罗致，“养士”之风很盛，对“士”很尊重，让他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设计献谋。
“士”游说各国，可以“朝为布衣，夕为卿相”，一席话就能获得很荣显的地位；聚徒讲学、着书立说的人可以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许多优待；这些刺激和鼓励，更加促使“士”的数量增多起来。
“士”大都出身于比较下层，大都是小土地所有者，小生产者，也还有出身于其他阶级和阶层的，有广泛的社会基础。特别是出身于比较下层的“士”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