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说呢，乐器啥都能当，但重点是得让孩子们知道，音乐是值得期待的。”
大卫的眼神就停在照片上不动了。第二张照片里还是那群孩子，抱着他捐赠的新吉他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，缺了牙的牙龈都露出来了。
胡逸接着说：“所以我的想法是，每个国家都单独做个需求评估。”胡逸把平板打开，找出三张地图来。他说：“a国缺基础乐器，还得给教师搞搞培训；b国呢，要是能让本土音乐人参与合作，抵触情绪估计就能少点；c国……”他的手指停在c国地图上，“从流动音乐教室入手应该行，不过得绕开那些有武装冲突的地方。”
大卫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，镜片后面的眼神变得温和了些，说：“您对‘因地制宜’的理解比我想的要深啊。”说完就把文件合上了，又接着讲：“可a国是第一个试点，他们的教育部门对国际援助一直都特别谨慎。a国教育部文化司司长是玛丽·约翰逊女士，我觉得您今天就得飞到a国去。”
a国首都的机场就像个被岁月折腾得破旧不堪的老玩具。
胡逸拉着行李箱走下舷梯的时候，一股夹杂着尘土的热浪直往脸上扑。远远地能看到一群又黑又瘦的孩子追着行李车跑呢，有个孩子手里举着个用铁皮罐做的“鼓”，正拿着树枝敲得像模像样的。
玛丽的办公室在教育部大楼的顶楼，百叶窗拉得死死的，空调嗡嗡作响，声音特别刺耳。
这位穿着藏蓝色西装的女官员把咖啡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，说道：“胡先生，a国每年都要接待27个国际援助项目呢。去年有个组织捐了三百台钢琴，结果因为没电，三分之二都成了破铜烂铁。”
她从一堆东西里抽出一份资料，“啪”的一声拍在桌子上，这正是胡逸近三年的资金流向表，就是大卫之前要求提供的那份证明。“你的钱都是从演唱会、广告代言，还有粉丝应援这些地方来的。”玛丽一边用指甲敲着纸张，一边说道，“我咋能知道，你不是来给新歌炒作热度的呢？”
胡逸突然就想起了出发之前翻出来的那张旧照片。
他伸手从西装的内袋里摸出了一个塑封袋，那张泛黄的照片里，十六岁的他正站在琴行的玻璃柜前面呢。他的鼻尖紧紧贴着那冰凉的玻璃，眼睛亮晶晶的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