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，从后半夜开始下，越下越大，直至天亮仍未停歇。夏晚晴与安妮一家照旧起床，顶着倾盆大雨匆匆赶往火车站。所幸，到车站时雨势渐小。夏晚晴赶忙冲进售票大厅排队买票，可大厅里人山人海，购票长队一直排到了大门口。眼看火车发车时间临近，她根本无法挤到前面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票贩子凑过来：“要票吗？去哪儿的？” 夏晚晴打量他一眼，觉得还算可靠，便说：“凯里。多少钱？” “十块，不多收，都这价。” 这十块并非票价，而是手续费。夏晚晴无奈，交钱后，票贩子轻松挤到窗口，迅速拿到票后转身离去。
夏晚晴把票交给安妮，告知每张票多收了十块手续费。安妮一家满脸疑惑，连连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 一路上，他们多次就此问题与夏晚晴讨论。夏晚晴耐心解释：“票贩子和卖票的人有关系，所以能买到票，我没关系就买不到，只能找他帮忙。” 安妮仍不解：“可要是买火车票得靠关系，这社会不就有问题了吗？” 夏晚晴一时语塞，深感东西方思维的巨大差异。
终于，他们在人流中缓慢挪动，登上火车。落座后，安妮一家仍对那十块钱手续费耿耿于怀，继续与夏晚晴探讨。夏晚晴明白，安妮并非在意这十块钱，而是难以理解这种社会现象。她试图进一步解释：“在中国，很多事情不像西方那样按规则来，人际关系在很多时候起着关键作用。” 安妮似懂非懂，轻轻点头。
1995年6月30日清晨，他们乘坐从贵阳至玉屏的旅游列车抵达凯里。没人接站，他们搭乘公交来到黔东南州石油公司招待所。安妮虽来自资本主义世界，却十分节俭，5毛钱公交费、40元一晚的旅馆，她都觉得很合适。
安顿好后，安妮一家迫不及待去参观博物馆。在夏晚晴看来，这博物馆没多少可看之处，安妮一家却兴致勃勃，问出许多刁钻问题，如 “苗族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国家？”“自治州有哪些自治权利？” 讲解员也难以回答。面对这些西方思维下的问题，夏晚晴一概拒绝回应，可安妮紧追不舍。夏晚晴不耐烦地说：“在中国，所有选择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，就像西方人选择自由民主，是他们需要；中国人的情况不同，不能简单类比。” 安妮惊讶地叫起来：“中国人需要专制？” 夏晚晴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