衡的体制转化为遏制人性贪婪的最后防线，立意拔高到了社会治理的哲学层面，让原本尖锐的矛头瞬间陷进了棉花里。
一旁的冯运觉得对方把士和权利过大给故意转移掉了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
陈熙先是笑了笑，随即又认真说道：“汪总这段话，倒是把保护者的姿态做得十足，让人听了甚至想为这份深沉的使命感鼓个掌。但我有个逻辑上的小疑问。汪总说大家都是从纯粹的孩子变成贪婪的成年人，所以需要规矩来托底，防备那份没有底线的私欲。可问题在于，那只握着规矩、踩着油门的手，难道就不是由成年人组成的吗？如果人性的贪婪制衡不了，那坐在驾驶位上的那些人，又是靠什么来过滤掉血液里的私欲，从而变成您口中那种绝对中立、只会为了大家好的制动装置呢？
咱们就拿华兴集团这种巨头来打比方。大家都知道华兴的顶层架构，它的唯一股东是最核心的那间办公室。在咱们的语境里，那间办公室的一分一毫都来源于广大群众，它代表的是全体群众的利益。既然这辆重卡的产权归根结底属于群众，从归属权来上讲就是全民所有制。那无论是做工的、务农的，还是像冯总这样经商的，大家在法理上都是这辆车的小股东。既然是股东，为什么只能坐在后斗里听凭驾驶室的发落，而不能在旁边安置一个副刹车，共同盯着那块仪表盘呢？
从经济学角度看，这叫委托代理困境。群众是委托人，坐在驾驶位上的是代理人。汪总现在的逻辑，是代理人觉得委托人都是潜在的疯子和破坏者，所以必须剥夺他们靠近方向盘的权利。可如果代理人自己哪天疲劳驾驶，或者为了自己的小算盘想把车开进私人的车库里，后斗里的那些所有者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车翻进沟里？
真正的社会治理哲学，不应该是用一种私欲去强行压制另一种私欲，而是让所有的利益主体都能在规则之内互相博弈、互相制衡。商人、工人和农民，既然都是群众的一分子，就该有参与踩刹车的渠道。如果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一个不受监督的驾驶员，并美其名曰为安全托底，那才是最大的不安全。因为这不仅是在防范私欲，更是在抹杀这个社会自我修正的本能……”
这场会开了很久，散会时冯运叫住了准备走的陈熙。
“陈小子，你跟他俩废那么多话干嘛。人家跟我们不一样，说啥不都是为了保住自身利益集团？”冯运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