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，脚底沾着湿润的泥，凉意顺着足弓爬上来，像一条细小的溪流，缓缓淌进血脉。风从南边来，带着青稻穗初灌浆时特有的微涩甜香，拂过耳际，也拂过我垂在肩头的发梢。远处，几只白鹭掠过水田，翅尖点破倒映着云影的镜面，涟漪一圈圈漾开，又很快被水田自己吞没——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可我知道，发生了。
就在这一片土地上，在这方被犁铧反复翻耕、被雨水反复浸润、被无数双脚掌反复丈量过的土地上，发生过太多事。多到连泥土都记得，只是它不说。
我蹲下身，指尖插进田边一捧松软的褐土里。土粒微凉，微潮，带着腐叶与根须悄然分解后的微酸气息。我轻轻捻起一小撮，任它从指缝间簌簌滑落。每一粒土，都曾托举过麦穗，埋葬过枯枝，承接过泪水，也覆盖过未拆封的信。
而我的脚印，就在这里。
不是此刻这双赤足踩出的新痕，而是十七年前，那个穿洗得发白蓝布裙、扎两条粗辫子、总把书包带勒进肩膀肉里的女孩，留下的第一道印子。
那时我十二岁，刚随母亲从县城搬来青芦村。父亲在县农机站工作，常年驻点在外，母亲是小学代课老师，因一场肺病咳得厉害，医生说山野清气养人，便托了远房表叔，在村东头分得三间土坯房、半亩薄田。我们来的那天，天阴着，细雨如雾，檐角滴水连成线，打在青石阶上，嗒、嗒、嗒，像谁在数着日子。
表叔领我们穿过村口那棵三人合抱的老槐树，树皮皲裂如祖父的手背，枝干虬曲，却年年四月爆满雪白的花，香得人头晕。他指着东边一片低洼地：“喏，那块就是你们的田。原先种稻，后来旱了三年，改种过红薯，再后来荒着，长了些芦苇，鸟雀爱去。”
我踮起脚往那边望——水光浮在低处，芦苇丛疏疏落落，茎秆泛着青灰，风过时，沙沙声里夹着水汽的腥气。田埂窄而软，踩上去微微下陷，像踩在活物的脊背上。
“叫青芦田。”表叔说，“名字是老辈人起的，说早先这儿芦苇青得能滴下水来。”
我没应声，只把书包换到另一只肩上，勒得更紧了些。我那时还不懂，名字从来不只是名字。青芦田，青是颜色，芦是植物，田是土地——可这三个字叠在一起，竟成了我此后半生所有悲喜的坐标原点。
我真正记住那块田，是在一个暴雨突至的午后。
那天放学早，我抄近路从田埂上跑，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