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了。”
林砚没再说话。他默默翻开图纸夹最底层——那里压着一张十六开的牛皮纸，展开后是一幅手绘的厂区地形简图。没有比例尺，没有坐标系，只有粗拙的线条勾勒出厂房、仓库、锅炉房、职工澡堂、家属区平房的位置，以及一条蜿蜒穿过厂区中央的土路。路两侧，用不同颜色铅笔点着密密麻麻的小点：红点旁标着“63年栽”，蓝点旁是“71年补”，绿点旁是“85年伐”……那是厂区里所有树的位置与年份。而在三号厂房正门前那片约三十平米的空地上，铅笔圈出一个不规则的椭圆，里面写着四个字：“脚印区”。
林砚蹲下去，用脚尖轻轻蹭开表层浮土。青砖缝隙间，果然嵌着几块颜色略深的碎砖，排列松散，形状不一，却隐隐构成两排模糊的印痕——前排稍浅，后排略深，间距约四十五厘米。他掏出手机想拍照，屏幕光亮起的瞬间，陈科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别拍。那不是印子，是‘记得’。”
林砚转过身。陈科长第一次没叩笔帽，而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皮饼干盒，打开，里面整齐码着二十多枚铜质徽章，每枚直径约三厘米，正面是齿轮与麦穗环绕的“青梧”二字，背面刻着年份与姓名：1961·张卫国；1964·王秀兰；1972·李建国……最底下一枚，是2003·林振邦。
“你爸的章，他没带走。”陈科长把盒子推过来，“他说，人走了，脚印还在地上。章就留这儿，压着土。”
林砚没接。他盯着盒底一层薄薄的褐色粉末——那是铜锈混着陈年泥土，在盒角凝成硬壳。他忽然想起童年：父亲下班回来，裤脚永远沾着同一种颜色的泥，深褐近黑，湿漉漉地贴在小腿上。母亲总在院门口放一只搪瓷盆，里面盛着半盆清水。父亲脱下劳保鞋，把脚浸进去，水立刻浑浊，泥沙缓缓沉底。他从不擦干，就那么湿着脚走进屋，在水泥地上留下两行清晰、缓慢变淡的湿痕，一直延伸到床边。
那痕迹，也是脚印。
青梧厂的技术科，向来不以图纸和计算闻名，而以“记”著称。所谓“记”，并非档案室里归档的正式记录，而是散落在个人笔记本、工具箱夹层、甚至安全帽内衬上的零散信息。陈科长的记法是画格子：他在一本硬壳笔记本里，按年份划分横栏，按厂房编号划分纵列，每个格子里填三个数字——当年该厂房发生的维修次数、更换零件数量、以及“异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