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情况；8月份，则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一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江南造船厂也取得了重要进展，9月份时，由该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顺利抵达江宁（今南京）。曾国藩特意登船进行了试航，并为其命名为“恬吉”，寓意着国家能够长治久安。到了年底，曾国藩返回北京述职，期间拜见了慈禧太后及同治皇帝。
八、直隶政事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这一职务使他成为了清朝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地方官员之一。然而，在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的夏天，天津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——天津教案，这成为曾国藩任内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。
天津教案起因于当地民众对外国传教士及教堂的强烈不满，尤其是关于外国人拐卖儿童、挖眼剖心等谣言四起，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愤怒。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，数十名外国人在这次事件中丧生。消息迅速传开后，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。
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，曾国藩在接到朝廷催促处理此案的上谕后，迅速从保定赶往天津，并立即着手调查真相。为了尽快平息事态，减少对立面，曾国藩决定先解决与俄、英、美三国之间的纠纷，而不将法国问题一并处理。对于法国领事、神甫以及教堂被攻击的原因，曾国藩采取了审慎的态度，通过仔细审讯涉案人员并亲自走访调查，他对关键证人武兰珍的供词提出了三点质疑：首先，武氏的供述前后不一致；其次，关于教堂内有大量儿童被拐的说法缺乏确凿证据；最后，经过询问数百名当地百姓，所谓的“挖眼剖心”之事纯属无稽之谈。
基于这些调查结果，曾国藩认定有关“挖眼剖心”的指控完全是谣言，并据此作出了结案决定。尽管在整个处理过程中，曾国藩始终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且妥协的态度，但他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原则立场。当外国方面要求处决天津府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以及将军陈国端三人时，曾国藩坚决反对这种过分的要求，并顶住压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。最终，通过艰苦努力，双方达成协议，改为流放天津县、府官员，并赔偿46万两白银给受害方，同时派遣崇厚率领代表团前往法国道歉。
然而，这样的处理方式并未得到朝廷内部及广大民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