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前者是指将地方官员征收的额外税款（ 耗 羡 ）上缴国库，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，并限制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；后者则是通过发放养廉银的方式，鼓励官员廉洁自律，减少贪腐行为。
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雍正帝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严重的亏空问题，决定进行全面清查。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，他下令立即抄家追赃，并规定民间拖欠的款项必须在短时间内分期缴纳。同时，他还规定地方若有亏空，必须在三年内补足，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。
五、执政中期
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雍正帝开始筹划对准噶尔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。准噶尔部一直是清朝西北边境的一大隐患，与清朝在西藏、新疆等地的利益冲突不断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他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，负责西路的军事行动；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，负责北路的军事行动。然而，这次军事行动并未如愿取得预期的效果，前线接连失利，雍正帝不得不囚禁岳钟琪，并频繁更换北路军营的将领。最终，双方都无法继续支撑这场战争，转而开始了谈判。雍正帝原本希望一举消灭准噶尔部，但未能实现目标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雍正帝及其将领们在战前过于自信，低估了敌人的实力。
为了更好地应对西北的军事冲突，雍正帝在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设立了军机处。军机处是一个专门协助皇帝处理军务的重要机构，设有军机大臣。雍正帝从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以及亲贵中挑选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大臣担任军机大臣，如怡亲王胤祥、大学士张廷玉、户部尚书蒋廷锡、大学士鄂尔泰等。此外，还有军机章京，由内阁、翰林院、六部、理藩院等衙门中的官员兼职担任。军机处没有固定的官员编制，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所，只有靠近雍正寝宫养心殿的一个值班房，便于军机大臣随时被召见议事。这种设置使得军机处成为一个非常灵活且高效的机构。
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，雍正帝也强化了思想统治，通过大兴文字狱来打击异见分子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前工部主事陆生楠因撰写《通鉴论》十七篇，讨论封建、建储、兵制、君臣关系等敏感话题，被认为是在借古讽今，影射当朝的朋党之争。雍正帝认为陆生楠的文章“借托古人之 事 几 ，诬引古人之言论，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