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则。
但他又声称：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，则“当听命党国，下最后之决心”。
这时国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才开始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。之前都是不战，避战。
从民间角度来看，以胡适为首的公知、精英就提倡投降。
从军阀角度来看，张学良为保存实力，听从常凯申的命令避战。
从华夏领导人的态度来看，最先展现不战、避战，甚至投降的，就是常公凯申。
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，挥师北伐的常公凯申，就在自己的鼻子底下，公然坐视蔡公时等十七名外交官被日军残杀。
五月三日，日军在常公凯申及其率领的北伐大军眼皮下，杀害济南军民一万七千余人。
常公凯申命令北伐军不得抵抗，其中就有因常公不得抵抗的命令而被俘的五千多军人。
当晚，常公凯申毅然率北伐大军悄然挺进出济南城，转进党家庄，然后才连夜给日军写了封信，说昨夜是误会，贵军不要生气
没有常公珠玉在前，哪来的张学良不抵抗？
“绕道北伐”就是这么来的。
北伐军所谓北伐，是为了统一华夏，滑稽的是外国军队在前，统一华夏的大军却在日军鼻子地下转进了。
最可怜的就是蔡公时！
他当时大骂日军禽兽，说华夏人可杀不可辱。
结果被日本军官劈头一个大嘴巴，说：“你就是活该被辱的，常凯申都不敢骂我们，把你送回去，常凯申就会杀了你！还得向我们道歉！”
贺远觉得，这日本军官没说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