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中，司马睿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，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，他才作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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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这一非比寻常的举动，一方面反映了东晋一朝主弱臣强的实际情况。即司马氏的江南政权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王氏兄弟建立的，而王导、王敦，一内一外，实际把持了东晋政权。时人称这种现象为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5
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和建邺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，他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。司马睿要王导同坐御床，表面上示以尊崇，实际上则在暗示他应该有所收敛。
失驭强臣
称帝之后，司马睿虽然继续对王导、王敦加封官职，但是对王氏的厌恶情绪却愈发加重，态度上十分冷淡。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，他只与尚书令刁协及调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。在二人的策划之下，司马睿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、加强皇权的所谓“刻碎之政”。为此，王导借褒奖主张“宁使网漏吞舟”，不“以察察为政”的吴郡士族顾和的举动，表明了自己与司马睿截然相反的放纵士族政策38
；王敦则直接上疏夸耀他们弟兄的开国之功，为王导在朝内所受的冷遇鸣不平，并发泄了对司马睿的强烈不满。他还威胁说，自己可能要采取适当的行动39
。
尽管王敦自恃手握强兵，常有废立之心40
，但他之所以迟迟不敢行动，是忌惮另外两位强藩：梁州刺史周访和豫州刺史祖逖。二人的存在使王敦如芒在背，始终不敢有叛逆之举41
。太兴三年（320年）八月，周访病逝。王敦闻讯，如去心病，开始与亲信沈充、钱凤等积极谋划起兵部署。7
与此同时，司马睿一面继续排斥王导，削弱他的实际权力；一面努力布置对王敦的防范。太兴三年（320年）年底，他拒绝王敦以沈充为湘州刺史的请求，派谯王司马承出镇湘州，以牵制王敦。此外，他还采纳刁协的建议，于太兴四年（321年）五月下诏调发沦落到扬州地区大族家为奴或者为客的北方平民，免除其奴客身份，编入兵籍，由司马睿的亲信刘隗、戴渊统领。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，司马睿颁布了给客制度（参见“为政举措”目录）。通过以上措施，他获得了大量兵员